汉后,裁撤丞相职,但也效仿前汉武帝设置司直,属司徒府。
职权乃负责协助司徒督录州郡上奏,并考察官员能力,看其是否称职,但数年后便裁撤。
因为司直的权柄太大了。
司隶校尉的职权便可督察皇太子、三公以下百官了,位在其上的丞相司直,所掌之权不言而喻。
只不过,成都庙堂对此没有异议。
一来,天子刘禅无有宗室之力可仰仗。
郑璞作为天子的连襟,如张苞一般被赋予重权,当成天子掌控军权与朝政的助力乃是理所当然之事。
另一,则是吴国阴袭淮南之故。
此番江东倾国之力攻逆魏,是大汉未来数年得以休养生息的前提。
对来大汉来说,此举不亚于一场大捷。
毕竟,合肥新城失守之下,逆魏若想将吴国驱赶归大江之南,至少要付出数万将士的丧损与无数粮秣辎重的损耗,亦无有实力对陇右或河西发起攻势了。
而这一切乃是郑璞出使为孙权筹画之功。
如此功绩,安能不擢拔呢?
最后,乃是丞相司直的职权,并没有完全授予郑璞。
先前以李严为廷尉设立“督考署”,已然是兼领了监察百官的职权。今丞相表请郑璞为司直,不过是提前确定“后继者”罢了。
自然,此举令大汉僚佐讶然亦是在所难免。
身为丞相府僚佐官职最高者且将继李严的职权,相当于昭告天下,将郑璞定为大汉唯二托孤重臣之后的辅政者了。
对!
如今郑璞的官职,乃是相府僚佐最高者。
代署冀县丞相别署事务的向朗,以后将军加侍中之职归去成都守尚书台;而署理成都丞相府的蒋琬则是卸任相府职务转为益州刺史;与之类同的乃是相府长史费祎,转为凉州刺史。其余如胡济、廖化、宗预与王平等人也皆卸任相府僚佐职,单领朝廷官职。
昔日僚佐无数的相府,仅剩下了郑璞、马谡、董厥与些许令史以及假佐。
这样的人事调任,在成都庙堂掀起了轩然大波。
无他,若成都庙堂决议了此表,丞相府将不复先前“宫中府中俱为一体、事无巨细咸决之”的权柄。
亦是说,执国十余年的的丞相,打算还政于天子了
不可免,成都庙堂皆异口同声。
对魏延等掌兵将率的官职升迁,他们无有异议,但认为不可遂丞相之意,将丞相府的权柄消弱。
李严乃是以“还于旧都、北伐功未全竟”为由,私信与丞相劝说不可。
天子刘禅则是作书,声称不敢违背先帝临终前“吾亡之后,汝兄弟父事丞相,令卿与丞相共事而已”的叮嘱,请丞相勿有还政之念。
然而,丞相心意无改,复上表于成都。
曰:
“老臣受先帝托孤,乃时陛下年少耳。今陛下健长,已具先帝之风,老臣若恋位而窃权,难有面目存天地间也。且先帝曾言‘人五十不称夭’,老臣年岁近六十,身躯不复旧日之健,疾病频发,行走不便,终有不寿之时。今推政于众,非不欲竭股肱之力、继之以死,乃恐夙夜劳之,不得见还复旧都之日,赴幽冥无言告先帝之灵也!但请陛下怜老臣所忧,全老臣之愿,不胜受恩感激。”
天子闻表流涕,庙堂诸公掩面。
亦皆不复言,事遂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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