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接下来的两天里,虽然护士还是按时把三餐送到我的病房。但一有空,我就会到餐厅去看望老太太和瓦洛佳。由于要在餐厅值班,所以老太太平时很少回家,就住在餐厅角落的值班室里,瓦洛佳也顺理成章地和她住在了一起。
这天吃完饭睡了个把小时的午觉,我穿衣下床,准备再到餐厅去看看老太太和瓦洛佳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,听见外面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。我侧耳停了一下,能跑出这样的动静,至少有四五十个人。
随着一声口令,整齐的脚步声在我的门外停止了。听着突然消失的脚步声,让我的心跳骤然加速,在这一瞬间,我甚至以为是内务部派来抓我的,毕竟那天在地铁里我阻止了他们枪杀“德国间谍”的行动,就凭这点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来抓我。
我先走到窗口看看,这里是三楼,离地面大概是十来米,如果跳下去的话,不摔死也得摔成残废。跳窗逃跑是不可能的,从门口冲出龗去,那就更是天方夜谭了。别说我现在手无寸铁,就算那支波波沙冲锋枪还在身边,面对几十个全副武装的内务部战士,我还是一点胜算都没有。
目前我唯一能做的,就是束手就擒。只要不是被他们当场击毙的话,那么我还有一线生机。只要别济科夫上校知龗道了这个消息,他十之八九能在斯大林面前帮我求求情,那样我就有机会脱罪了。
我老老实实地坐在床沿上,等待着外面的人破门而入。因为紧张,放在床上的手不受控制地颤抖着。
然而等待良久,也没有发生我预想的那种破门而入的场面,只听见外面有人压低了嗓门在说话。
我忍不住好奇地站起来,走到门边,轻轻地拉开房门向外望去。只见走廊上每隔几米就站着一名全副武装的战士,他们戴着清一色的蓝色帽顶的大檐帽。特别是对面的门口,还有一名肩挎公文包和手枪的军官,正背着手在走廊里走来走去。
我开门时动作虽然很轻,但还是惊动了对面站岗的一名战士,他大踏步地走了过来,一把把门大推开,低声喝道:“您在做什么?”
他的举动把我吓了一跳,幸好闪得及时,才没有被门碰到头。面对他的质问,我支吾着回答说:“我听见外面有动静,看看是怎么回事。”
没等战士再问,刚才我看到的那名军官也走进了病房,瞅了一眼战士,然后看着我,严肃地问:“这是怎么回事?”
那名战士连忙回答说:“报告少校同志,我发现这位伤员同志打开房门在偷窥,便过来制止她。”
那名内务部的少校从公文包里抽一个本子和一支铅笔,翻到一页空白的地方,看着我冷冷地问:“您的名字、职务、军衔,什么时候开始住在这间病房里的?”
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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