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乘坐的飞机,在空中飞行了两个半小时到三个小时,于傍晚时分飞抵莫斯科,平安地在一座军用机场里着陆。
飞机稳稳地停下来,发动机的轰鸣声终止后,机舱内顿时一片寂静。我看见驾驶员打开驾驶舱的门走了出来,来到坐在前排窗口的朱可夫旁边,说:“我们到了,将军同志!”然后他猛然拉开门鼻,用脚踢开门,哐的一声放下短短的铁梯,然后挺直身子,向旁边跨了一步,请朱可夫下飞机。
虽然没有人喊口令,但是随着朱可夫的起身,舱里所有的人都齐刷刷地站了起来,垂手肃立,眼睛都盯着他。朱可夫走到敞开的机门前站了一会儿,然后不慌不忙地走下了舷梯。他的副官一只手提着皮包,另一只手拿着一件野战领章上缀看绿色将星的灰色大衣,也跟着走了下去。
朱可夫离开后,大家立即忙碌起来,收拾好自己的随身行李,鱼贯着往舱外走。我压根没带任何行李,所以也没有啥可收拾的,也跟着大家向外走。
我刚走到机舱门口,一阵迎面吹来的潮湿寒冷的秋风便让我不禁打了个冷战。下舷梯的时候,我不由地摇头苦笑,在莫斯科待了五六年,也清楚这个城市十月里的温度早晚都很低,而现在我穿的是夏季作战服,下身穿着的居然还是那种仅仅长过盖过膝盖的裙装,不感到冷才怪了。再看看其他人,人人身上都穿着厚实的军大衣,看来都是有备而来。
朱可夫站在二十几米外的一辆黑色长轿车前,正和一个穿军装的人握手。他的身上穿的是一件皮夹克,而他的军大衣正被站在身后的副官拿着,我心里暗想,要是他能把大衣借给我穿穿就好啦。当然这也只能想想,要知龗道别人是大人物,未来的副统帅,怎么可能关注到我这样的小人物呢。
就在我冷得打哆嗦的时候,一件大衣披在了我的身上,被遮盖住的肩膀马上感觉暖和起来了。回头一看,原来是科罗廖夫上校,他身上也穿着单薄的夏季军服,估计是看我冻得够呛,便把他的军大衣给我披上啦。我裹紧了身上的大衣,感激地对他说了句:“谢龗谢你,巴维尔叔叔。”
在我所知的历史里,在战争期间,列宁格勒方面军的司令员走马灯似的换个不停,相反军区内部的各级指挥人员却很少发生变动。我要想在这个时代找到一个稳定的靠山,科罗廖夫无疑是最佳的人选。何况我和他的女儿还是好朋友呢。
我环视了一下空荡荡的机场,只有远处停着两架战斗机,应该就是护送我们到莫斯科来的飞机吧。从飞机上下来的两个飞行员站在“T”字形着陆标志旁,在和一个手里拿着一面白旗和一面红旗的执勤军官说话,除此以外,机场上什么人也没有。
朱可夫坐上加长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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